当未来不再许诺希望

离开高中已经四年了。

这四年里,我没有写过任何文章,似乎已经在写作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然而,随着经历的事情逐渐增多,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。直到现在,我终于有了一些时间,重新关注身边的社会现象,关注那些过去从未真正留意过的事情。

几周前,我在几个社交群里看到广州发生持刀伤人事件的消息。令我意外的是,涉事者竟然是一名学生。

但比起施暴者的身份,更令我不安的是:为什么这样的恶性事件,会再一次如此突兀地出现在我们眼前?它当然可能有复杂而具体的个人原因,不能被轻率地归结为某一种社会问题。然而,当类似事件进入公共视野,我们仍然难免追问:在极端暴力的背后,是否也潜藏着某种更为普遍的情绪?

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,我们的社会似乎正处在一种持续的焦虑之中。

我无法准确说出这种焦虑究竟从何而来,但似乎许多人都在担心未来:上学的人担心自己无法毕业,毕业的人担心找不到工作,已经工作的人又担心某一天突然失业。我们不断为尚未发生、甚至未必会发生的事情忧虑,仿佛生活随时可能失去保障,未来也始终悬而未决。

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:今天的年轻人,还会憧憬未来吗?或者说,今天的社会,还能给年轻人多少关于未来的希望?

我常听父母那一辈讲起他们年轻时的生活。在他们的叙述里,那个年代虽然物质匮乏,却仿佛处处存在着向上的可能:好好读书,走出大山,找到工作,凭借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。那时的人们似乎相信,只要肯付出,社会总会给予某种回报;只要不断向前,生活就会慢慢变好。

这种叙述未必完整,甚至可能带有回忆的美化。过去同样存在不公、挫折与无能为力,只是当时的人们未必能像今天这样,随时看见世界的全貌。但至少在他们的故事里,“努力”与“未来”之间,仿佛还存在着一条清晰的道路。

过去,家长夸赞一个聪明的孩子,常会说:“这孩子以后是上清华北大的料。”这句话或许只是随口的鼓励,却包含着一种朴素的想象:一个孩子拥有尚未被限定的人生,他的未来可以很远,也可以很好。

但如今,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。

我想,这或许与信息时代带来的高度透明有关。

一所学校究竟好不好,历年的升学率如何,毕业生去了哪些大学;一个专业是否容易就业,一份工作的薪资和前景怎样;从小镇走出去的人有多少,真正完成阶层跃升的人又有多少——所有这些信息,都被互联网摊开在人们面前。

我们比过去更早地知道概率,更早地了解差距,也更早地看见某些道路的终点。

信息透明当然不是坏事。它让人减少盲从,也让许多过去被遮蔽的问题得以显现。但与此同时,它似乎也提前结束了人的某些幻想。当一个孩子还没有真正出发,便已经看见无数关于失败的统计;当一个年轻人还没有开始尝试,便有人告诉他家庭、地域、学历和资源将怎样限定他的人生,那么,他是否还能够单纯地相信努力?是否还愿意为一个尚不确定的未来付出漫长的时间?

互联网把现实赤裸裸地摆在每个人面前,却未必教会我们应当如何面对现实。

当幻想被逐一戳破,当希望不断被贴上“不切实际”的标签,还有什么能够支撑一个人认真生活、长期努力?

也许,少数人在长期的挫败和失望中,会把痛苦转化为怨恨,甚至用极端方式报复他人、报复社会。他们可能把个人遭遇全部归咎于制度、国家或者某个抽象的群体。然而,理解一种情绪如何形成,并不意味着为暴力寻找借口。无论一个人经历过怎样的不公,伤害无辜者都不可能成为正当的选择。

但在谴责暴力之后,我们仍然需要追问:一个社会能否为普通人提供合理表达不满的渠道,能否让遭遇挫折的人得到必要的帮助,能否让人相信公平并非一句空话?

制度当然不可能完美。现实生活中,也确实存在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罔顾公平,忽视普通人的处境。我无意替这些现象辩护。相反,这正是所有治理者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:当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,如何保持自身的纯洁性?如何避免权力异化为少数人的利益工具?如何让加入其中的人真正承担公共责任,而不是只把身份当作获得职位、待遇和晋升机会的门票?

现实中,有人挤得头破血流,只是为了获得一种身份,以及这种身份可能带来的资源和便利。他们未必怀有服务社会的理想,也未必真正愿意为国家的发展和普通人的生活付出。至少在我有限的观察中,这样的人并不少见。

如果公共理想最后只剩下个人利益的包装,社会又要怎样说服年轻人相信宏大的价值?如果规则本身不能得到认真维护,又要怎样要求普通人永远保持耐心?

然而,制度问题之外,还有另一个同样令人忧虑的现象:注意力正在被迅速消耗。

在高铁站候车时,我经常看到小朋友抱着手机,一条接一条地刷短视频。不只是孩子,成年人、老人、学生和上班族也都沉浸其中。短视频用最即时、快速、简单的方式提供刺激,让人不断获得短暂的满足,也在不知不觉间削弱我们忍受枯燥、保持专注的能力。

当人习惯了每隔几秒就得到一次反馈,还有多少人愿意沉下心来读完一本艰深的书,完成一项漫长的研究,或者进行一次不知道结果是否正确的科学探索?

当然,一定仍然有人能够做到。问题不在于短视频本身,也不在于所有使用社交媒体的人,而在于我们的生活是否正在被一种单一的刺激机制支配。当人的时间、注意力乃至情绪都成为平台争夺的商品,我们是否还保有选择如何生活的能力?

社交媒体带来的不只是注意力的消耗,还有欲望的无限扩张。

现实生活中,一个人的财富和生活原本有具体的边界;但在社交媒体上,我们每天都能看见比自己更富有、更成功、更光鲜的人。一些人在拥有足够多的财富之后,仍然需要通过展示消费、地位和生活方式来确认自己的优越感;另一些人则在持续观看中产生欲望,又因为无力实现这些欲望而感到痛苦。

平台展示给我们的,往往是别人生活中最耀眼的片段,却让我们用这些片段来衡量自己全部的人生。

于是,比较带来欲望,欲望带来挫败,挫败又转化为焦虑。我们明明比过去看见了更多,却未必因此理解了更多;我们似乎与无数人保持连接,却可能比过去更加孤独。

那么,这样的社交究竟有什么意义?

写到这里,我仍然无法回答最初的问题:中国应当如何让新生的一代对未来充满希望?

也许,答案不是重新制造那些“不切实际的幻想”。真正可靠的希望,不应建立在对现实的无知之上,也不应只是告诉年轻人“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”。因为我们已经知道,人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努力,也受到出身、环境、机遇和制度的影响。

但承认限制,不等于否定一切可能。

一个社会真正需要给予年轻人的,或许不是成功的保证,而是失败之后仍能生活的底气;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阶层跃升的神话,而是普通劳动也能获得尊严的现实;不是要求所有人无条件相信未来,而是让公平可以被看见,让规则值得信任,让付出与回报之间仍然保留一种大体可靠的联系。

与此同时,我们也需要重新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注意力,如何在信息洪流中保持判断,如何区分真实的需要和被制造出来的欲望。互联网揭开了许多幻想,却不应该顺便夺走我们想象另一种生活的能力。

过去的希望或许来自信息不足,因此显得单纯而辽阔;今天的希望则必须穿过充分暴露的现实,才有可能重新建立。

它会更加艰难,却也应当更加诚实。

我想,我之所以重新开始写作,也许正是因为仍然没有完全放弃这种希望。面对那些暂时无法回答的问题,写作未必能够给出答案,但至少能让我停下来,认真辨认自己的焦虑从何而来,也辨认在种种令人失望的现实之中,是否还有什么值得相信、值得坚持。

如果我们无法立刻改变时代,至少可以先不让时代替我们决定,应该怎样理解生活,又应该成为怎样的人。

而这或许就是希望最初的样子。 # 当未来不再许诺希望

当未来不再许诺希望